时间：2024-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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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非遗保护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和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关于非遗学学科建设、教材编写、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并呈现出越来越深入的趋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任何一门学科而言，研究方法和范式不仅是学科存在的标志，也是学科不断发展的保障，非遗学也不例外。但查阅和梳理近年来的相关非遗研究成果发现，关于非遗学方法论的讨论目前尚不多见，在此抛砖引玉，求教于诸位专家学者。
与非遗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当属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所以，非遗学秉承了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即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和比较研究法，并有所发扬光大，正在逐渐形成非遗学自身的研究方法和范式。
民俗的研究离不开古典文献，从大量历史文献，包括古代方志中搜集、整理和研究民俗事象是民俗学重要的传统研究方法。与民俗学不同的是，古典文献除了是非遗学研究重要的资料源泉外，不同文种的经典文献本身也是非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承是非遗学学科的重要使命之一。
除了文献，民俗学非常依赖的另一个研究方法就是实地调查。因为借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曾有一段时间，学者们担心民俗学被文化人类学取代，这种担心在日本民俗学界更为普遍。实践证明，这两门学科的确有很多交叉，但彼此无法取代①。实地调查中不仅可以追踪古代民俗的遗存和影子，而且还可以目睹亲历当下社会的各种民俗。因此，田野民俗志是学者们常常关注和讨论的重要话题，其成为民俗学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由于非遗强调活态传承，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语言和传统的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以及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手工艺，传统医药，等等，因此更重视田野调查。对于存活于日常生活中极为丰富繁多的各类民俗事象，也只有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才能观察到、搜集到。现今不少学者将田野调查的传统归之于自马林诺夫斯基以后的西方人类学。其实，中国古代的采风就是典型的实地调查，从西周开始就设有专门的采风机构和采风人员。钟敬文早就曾指出，民俗志是中国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不是从西方输入的新东西②。大家熟知的《山海经》《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徐霞客游记》等就是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可以说是孪生兄弟。按照19世纪欧洲大陆的传统，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国内民众的知识或学问，而人类学或民族学主要研究本国以外民众的知识或学问。就研究方法而言，二者没有本质区别。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所不同，民俗学强调“撒大网”式调查，而人类学则要求在一个或几个点上长期深入地参与观察。早期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人类学家，如泰勒、弗雷泽等，同时也是民俗学家，他们的传世名作《原始文化》和《金枝》等的主要内容就包含来自世界各地的丰富民俗材料。马林诺夫斯基以后产生的许多人类学经典名著，如莫斯的《礼物》、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埃文里—普里查德的《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和《努尔人》、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特纳的《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格尔茨的《尼加拉》等，都是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在掌握和熟悉了大量当地民俗文化基础上撰写而成的。当然，当今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field work）专业化要求更高，需要在一个或几个调查地点进行长期、深入、全面、细致的参与观察。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有学者担心，线上采访、虚拟空间经验等有取代田野调查的趋势，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恰恰相反，笔者以为新技术丰富了田野调查的方式，更加彰显了田野调查的价值。通过微信视频、语音聊天、虚拟空间交流等方式，调查者可以更长时间与被调查者保持联系，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当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从而进一步拓展调研的深度，田野调查在理解社区、非遗项目等方面有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国古代采风传统和人类学田野调查基础上形成的实地调查方法是非遗学学科的基石，也是非遗学不断发展完善的根本。人类学“田野调查，立身之本”的座右铭同样适用于非遗学研究。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方法之间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完善。所以，在非遗学研究中，把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两种方法融合使用是常见现象。我国的许多非遗项目源远流长，不仅流传至今，还见于大量古籍文献中。如我国法定传统节日春节，目前已成了国际性节日，相关的文献资料可谓汗牛充栋。又如藏族唐卡，不仅有很多流派，还有大量相关藏文文献。如果不熟悉《造像度量经》的相关内容，要深入研究当代的唐卡艺术难度非常大③。因为度量经不仅是造像的标准，还蕴含着丰富的美学内容。从非遗传承的视角看，造像度量是唐卡的内在美学法则，是画师在创作时所依据的身量比例，也是唐卡学徒所必修的核心课程，还是一套本土化审美评价体系，类似黄金比例和“三十二相”“八十随好”等象征语言，表达唐卡艺术与西方艺术相异的美学精神。再如，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涉及藏文医药典籍数百种。只有既熟悉古籍文献，又深入调研藏医药浴法现状，才能认识到藏医药浴法的精华和价值。
比较研究，也称跨文化比较研究（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ies），是指建立在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④，是人类学常用的学科研究方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民族文化与社会进行比较。如摩尔根在《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中，对塞内卡人、伊洛魁人、内布拉斯加等70多个部落进行了比较研究。狭义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是指美国人类学家默多克等学者所创立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HRAF），就是把不同文化的民族资料陈列于表格中，进行分类编码，然后进行比较研究。
民俗学的比较研究法是指在民俗学研究中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度的民俗事象拿来作比较，从而找出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纵和横的联系，探讨某一民族民俗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的方法。被称为日本民俗学之父的柳田国男将民俗学比较方法总结为“重出立证法”，在日本又称“重叠摄影式证明法”，就是将世界各地搜集到的大量实例资料通过归纳比较其类似点和差异点，找出不同地方的相同点，再找出各地的差异点，进行重叠排列式比较，从而得出民俗演变的线索。虽然“重出立证法”对日本，乃至国际民俗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同古典进化论学者的主张一样，其缺点也显而易见，就是把不同时空看似相同的资料进行分类的可信度令人怀疑，如何确定用来比较的那些核心要素也是学者们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
非遗学比较研究可弥补研究对象的单一性和封闭性，并可避免有些民俗事象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倾向。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还可分为宏观与微观比较，跨区域比较与同区域比较，不同民族文化间的共时性比较与相同民族的历时性比较等。如我国不同地区庆祝端午节仪式的异同，传统山水画与唐卡绘画技巧、颜料使用异同；我国三大史诗异同比较等。非遗学比较研究方法对处理中华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不同非遗项目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从而尊重和包容差异性。
非遗保护的核心是传承人，所以口述史（life history）成为非遗学又一重要的研究方法。所谓口述史，就是传承人的生命史。中国是世界上非遗资源最丰厚的国家，有些非遗项目拥有众多的传承人，充满发展的活力和生机，但也有不少非遗项目处于濒危失传的窘地。无论哪种情况，口述史的研究都显得非常重要且必要。口述史的雏形在人类远古时代就已产生，如《荷马史诗》以及我国的《格萨尔王传》《格斯尔王传》《玛纳斯》等，但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人们普遍认为口述史是历史学研究的专利，实际上，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也普遍使用此种研究方法。其中，人类学研究最具特色。一般认为，人生史就是生活史，但王铭铭认为人生史是“被选择的个别人物的整体人生”⑤。对非遗学而言，这里的个别人物就是非遗传承人。
同民俗学一样，非遗学在记忆研究、传承研究等方面运用和拓展了口述史学的方法论，并将其应用于非遗传承人的研究，提出了“个人叙事”“个人生活史”和“叙述自我”等学术概念。所以，口述史给非遗学提供了田野调查方法论的支持，同样也提供了技术层面方法论乃至科学观念方面的借鉴，有利于非遗学民族志文本的调查与研究。
那么，如何做好口述史呢？王铭铭认为：“要做好‘人生史’的研究，最好是选择一位重要，却并非是路人皆知的‘非常人’为对象，围绕这个人物，穷尽相关文献，进行相关口述史或口承传统（如传说、传闻、谣言、访谈）研究，将零碎的信息当作‘补丁’，恢复该人物一生经历的所有事，一生所想象的物，制作某一‘history of a life’。”⑥虽然这是对与历史相关的口述史而言，但大致来说，也适合于非遗学研究。
非遗学口述史的对象除传承人外，还有物的生命史。可能在有些非遗项目中，物的生命史甚至比传承人生命史更为重要。但物的生命史也必须通过“非常人”的口述或物自身携带的文化符号而完成。在非遗学研究中，人生史和物的社会生命史的有机结合应该是理想状态。实际上，人类学认为，物通过隐喻性或象征性的方法可以向读者讲述一个个丰富而饱满的人生故事。目前的非遗学研究中，关于物的生命史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最后，整体观也同样重要。整体观既是一种认知模式，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中国传统文化把人和宇宙视为一个整体，强调天人合一、物我合一、阴阳和合、厚德载物、主客平等、共生共存等。把这种整体观运用到非遗学研究，那就是任何文化内部以及不同文化之间都存在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不能单独孤立地只关注或研究其中的部分。否则，就是盲人摸象
人类学特别强调整体观的研究方法，认为人、社会和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的各个部分之间是有机和相互关联的，每个文化要素都不是孤立地存在，各个要素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所以，当研究某一文化时，要把它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和具体环境中加以考察。而研究文化的某一因素时，就要将其置于此类文化的整体框架和发展脉络中进行探讨。整体观还主张，当进行文化研究时，既要关注历时性问题，即人类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动态过程，也要关注共时性问题，将生物、生境、社会和文化进行综合分析。如对传统手工艺研究，不仅要详细完整地记录工艺制作过程，还要充分考察与之相关的传承人生命史、象征意义、历史记忆、神话传说、岁时民俗等。
总之，构建中国自主的非遗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范式和方法的讨论和明晰非常重要。无论从民俗学、人类学传统上看，还是从当下非遗学的发展状况看，非遗学无疑是一门交叉学科，并在某些领域已采百家之长，超越了民俗学和人类学学科本身存在的某些局限，这也体现在研究方法和范式的运用方面。
▼ 注释：
①福田亚细男.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M].於芳，王京，彭伟文，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1-2.
②董晓萍.田野民俗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4-5.
③刘冬梅.唐卡造像量度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22:19.
④周晓红·人类学跨文化比较研究与方法[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2.
⑤⑥王铭铭.人生史与人类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5，5.
